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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老子》在四十章就指出了，“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”。一切“有”都是“有”生出来的，始“有”是从“无”中生出来的。“无”是万物之源，万物之本，万物之根基。
一切人，都在面对相对的“无”而“索取”相对的对己有利的“有”，同时，还要面对相对的“无”，面对相对的“有”，不断地认识、理解、追索，不断地创造相对的“有”为人所用。人到世界上来是干什么的，不就是认识客观世界，改造客观世界吗？不仅仅要“索取”现存的“有”，“找到”能找到的“有”，而且还要“创生”客观世界内所没有的“有”。可简单概括为：“无中生有”才是人的本质。
我们的政治家、军事家不“无中生有”吗？自然科学工作者，你不假设、假定、猜想吗？你不打乱你固定的思维模式吗？思想工作者，理论家们，你们在和什么打交道？那些，你看得到，摸得着吗？诗人、文学家、文艺工作者，你们的看家本领不就是虚构吗……工人日复一日地创造再创造；农民年复一年地从大地中索取，还有各行各业的行业中的技巧，家庭主妇的操劳的探索……当然，还有“无中生有”的不肖者的中伤他人的本领……等，都是在“无中生有”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什么，我欠缺什么，我差什么，我怎样索取它，我怎样拥有它，我怎样占有它……所有能生活的人都必须有“无中生有”的本领。
任何人，都自觉不自觉地掌握“无中生有”的本领。
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母胎脱出而始来到这个世界之上的，从我们落地哇哇哭声开始，我们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自然、走向社会。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上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，是吸入了自然的新鲜空气，沐浴在和谐的自然光亮之下，我们的遗传本能告诉我们，在我们不适的时候，哇哇啼哭，是权威的呼唤……
婴儿的啼哭是为了“要有”，无论是“吃”和“玩”以及“睡”，不适就哭。在哭的后面，我们可以看到：没有就“要”，有之余就“不要”；玩也“要”，玩之过就“不要”；睡之不足就“要”，睡之过就“不要”。这“要”与“不要”的表达方式只有一个，就是哭！由是，要与不要不正是“有”和“无”在作祟！不要忽视了这个“初始”的“朦胧”，否则，我们对人的“本性”将一无所知。
这时的婴儿的依赖性是大的，倒不是依赖于人们的给予，更重要的是依赖于他（她）自己发展起来的骄、吵、哭、闹，依靠他（她）自己的“无中生有”的主观的追求。根据他（她）“无中生有”能力——骄、吵、哭、闹的满足与否，确定他（她）骄、吵、哭、闹的升级或淡化的程度。
从他（她）开口喊“妈妈”的第一声迸出，他（她）就开始了与人类世界的“无中生有”的经验接轨！随之而来的后天性知识的灌输，不论其对错，他（她）的知识程序就在编织之中不断地延续。凭借着他（她）生存生活条件的允许与否，决定着他（她）自己的生活、人生旅途的进程与发展：他（她）可能是一个政治的人；可能是一个经济的人；可能是一个文化的人；可能是一个有意志的人；可能是一个有思维能力很强的人；可能是一个自食其力的人；可能是一个一无所求的人；可能是一个高贵而高尚的人；可能是一个卑贱而庸俗的人；可能是一个颓废的人……
欲是什么？欲是要求，是希望之所达，是为满足自身生存、生活必须企求的，是对客观世界的索取。“欲”也就是索取。一切植物都可“取有”为己所用；一切动物都可“找有”为己所用。人，为了生活、生存，在客观世界内，取其现成的“有”，找到能找到的“有”，除此之外，还必须“创有”为己所用，这才是人。只有人才能对“无”有所探求，有所企望，有所认识，有所追求，有所“欲”，来满足自己之所需。也就是说：只有人，才可能认识客观世界、改造客观世界。由是发现、发明、创造，才使人类成其为人类，才使每个具体的人，成其为人，从而在客观世界之内，独领风骚。
“欲”是干净的，这无可非议。如：求知欲，正常的伦理之欲、饥饿等等，有什么不好。岂止如此，欲也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前身。人若没有欲、就没有要求、就没有希望、就没有人类前进本身的推动力，就没有需求、索取，就没有拼搏，就没有知识和认识，也就没有人类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那么要谈人类文明都将是空话。
“欲”是人们生活、生存的基本要求和希望得到的，没有“欲”是不可能的。欲这种精神是不灭的，正确的把握住这种认识并能应用，就会看到客观世界内的万事万物都连绵不绝而存在着这种道理。老子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个认识了“欲”！
商末追逐“得”，赞美“得”，崇拜“得”所形成的社会浪潮，把商末的上层，变成了贪欲成性，如狼似虎地不择手段，巧取豪夺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一切为了“得”而奋斗，不惜一切手段贪“得”无厌，从而暴露出人们的狰狞。
就在这一时期，为避开“犬戎”的纠缠，以“不得”为代价，古公亶父及其家族放弃了原居住地，建立了新的根据地。针对当时商王朝“得”，提出以“不得”为精神，唤来了其他小国的归附！古公亶父在理论上把“不得”的内容进行了规范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“德”论。其要旨为：“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”。落实到具体事上，表现为五不“得”，即不得五色、五音、五味、驰骋畋猎和难得之货。只能“为腹”而不能“为目”（眼所见，心所想）。为自己提出了行为规范。
古公亶父制定的《德》论之中，他对“德”字的定义是：统治者自己不得，才能保证民得；只有保证民众不失得，才是自己有“德”于天下。古公亶父身体力行、励精图治而形成的“德”的内涵就是统治者自己“不得”，保证民得，是约束统治者自己的，是最高统治者头上的紧箍咒。所以《老子》三十八章中明确地反映出这一光辉思想：“上德不得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得是以无德”。
美言之为美言，其实就是恶语（它们异名同谓也）；知道善良的行为同样会隐藏着不善的脸谱。“言”是从“无”到“有”而滋生的，“行”是从“难”到“易”而造成的；“言”是在“说长道短”或“扬长避短”相形之下进展的，“行”是在“议高论低”（下）或“就高去低”不断修正而完善、盈满的；于是，使我能“说”则“和”者必“多”，我“行”则“跟”者必“众”！这种潜在道理从古至今是不变的。
老子认为：“智慧出，有大伪”。贤、智、仁、义、礼、学、巧、利等，都是“骗民”的，都是为天子一人而服务的。智者们层出不穷的理论翻新，耍嘴皮子功夫，颠来倒去，玩弄“理论”于股掌之间，献媚于天子脚下，以达其役使民众之目的。民众却日复一日，依然如故地挣扎在生存生活的线上。
“尚贤”的言论是谁传播的，是智者们；把“贵难得之货”说得头头是道，是谁宣讲的，是智者们；鼓吹可欲的现象，是谁出的主意，是智者们。他们在统治者周围，诱导统治者，“贪色”、“贪财”、“贪货”的始作俑者是“智者”之敢为，如果让他们不敢为，岂不是没有这些怪现象出现，“民”怎能争、“民”怎能盗、“民”怎能乱？老子第一个在理论上批判了“贤”！并痛斥其危害。老子第一个指出：成为人欲横流的现实世界的始作俑者是“智者”！“使夫智者不敢为也”，才能无不治。
不推崇尚贤的理论，使民众不进入尔虞我诈争斗的环境；不贵难得之货物，使民众不敢于萌发盗窃的行为;不出现可欲的现象，民众的心决不会惑乱。
统治者正确治理应该是：不能惑乱民众的心思，解决实际的基本问题，保证民众的温饱；不要转移民众的视线，让他们去追求不应该追求的事；在保证民得的基础上，去改善它们的生存生活环境，才能强壮他们的体魄，减少疾病，得到健康。
古公亶父认识到一个谁也没有意识到的问题，“仁”是十恶不赦的意识形态！“仁”字在公元后100年左右的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中说“仁从二人”。可是在古公亶父的当时乃至整个西周时代“仁是从上人”的。因为上面“短横”、下面“长横”，此字不读“二”读“上”。所以“仁”是从“上人”的，“上”也孕育着，差异、区别，这就是造成“亲疏”、“贵贱”、“利害”等差别的起始点！
天地不要“仁”，天地对待万物是一个样，态度诚惶诚恐地“敬而诚之”地为万物效劳，所以万物“齐茂”而生机勃勃；统治者也应该不要“仁”而效法天地，诚惶诚恐地“敬而诚之”地对待民众而为民众服务，使百姓安然康泰皆大欢喜，决不能听信智者的花言巧语而离开了“民得”的宗旨。必须守住这个道理，这就叫做“守中”。
老子第一个指出：统治者只能考虑民众大家的事情——“成其私”！“成其私”是对统治者的规范。
作为一个统治者，必须像水一样。水的好处在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，停留在智者所讨厌最低下地方。好的统治者应该懂得这个道理。
统治者应该处在民众之中，听到民众的心声，知道民众的意愿，不被小圈子所迷惑而闭目塞听。心如深渊，清净透彻而沉静；言而有诚、取信于民，百姓康泰安居乐业。所有的政策、法令都是民众需要的；从事的事都是民众亟待要解决之事，其行动符合民众的切身利益，合天时地利。
民众的正常劳动、养家、繁衍、教育子女、赡养老人、成就各自的“事业”，统治者只能保障，保证正常的环境。能让民众安居乐业，你的功劳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，是谁也抹煞不了的。只对民众有利，不让民众感到在受迫害，会给你带来什么过错吗？你可以成为较好的统治者、成为圣人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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