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哲先贤群星闪烁，名著典籍浩如烟海，我们只能取其部分精华，以收一斑窥豹之效。
一．天时，地利，人和
我们的祖先，将组织的环境概括为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中指出：“上因天时，下尽地财，中用人力。”即只有顺应时势，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，恰当地使用人力才能成就事业，巩固政权。
天和地，反映了外部环境。《孙子兵法·地形篇》指出：“知天知地，胜乃万穷，”可见正确地判断外部环境之重要。“天”主要指时势，世势，即历史发展的趋势，顺其势则昌，逆其势则亡。所以应“因时立政”（苏辙《乞裁损浮费札子》），“智者善谋，不如当时。”（〈管子·霸言〉）领导者善于谋划，不如顺应时势，容易成功。
在中国古代，长期依赖农业生产，因此，“地”的内容以土地为主。建立合理的土地制度成为经济繁荣的首要前提，〈管子·乘马〉中指出：“地者，政之本也，故地可以正政也。地不平均调和，则政不可正也。”管仲把土地制度提高到“政之本”的高度，一个良好的经济制度，才能保证政治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，这一论断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。
在天时、地利、 人和三要素中，“人和”处在关键地位。自古认为：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《论语·学而》中指出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。《荀子·强国》中指出：“爱民而安，好士而荣，两者无一焉而亡，”他将人和划分为两个层次：一个是“爱民”，爱你的下属；另一个是“好士”，即尊重人才，重用人才、爱惜人才。
民本思想，是中国古代的重要管理理念，也是“人和”的理论基础。《贞观政要！行幸，魏征》中指出：“君，舟也；人，水也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”它准确而形象地说明了领导者群众之间关系，历代政治家所遵从。
“将相和”、“君臣和”是在管理层面的“人和”。“君臣遇合，天下事迎刃而解，”（苏辙《观案》）指出领导层次的良好合作与和谐，是解决天下事的重要环节。
二．修身，齐家，治国
领导者的素质与组织的兴衰关系甚大，中国古代先贤对此有精辟的论述。《礼记·大学》中指出：“物格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这就是著名的“修齐治平”理论。领导者具有高度的道德和知识素养，才能够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《礼记·哀公问》中说：“政者，正也。君为正，则百姓从政矣。君之所为，百姓之所从也。”《论语·为政》中指出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，而众星拱之。”都是从领导者示范作用的角度，论述其自身修养的重要性。
领导者的自身修养从何做起呢？“治身莫先于孝，治国莫先于公”（苏轼《司马温公行状》）从在家庭中尊老敬老做起，关心和爱护别人，养成利他和无私的品德。成就任何宏大的事业，都靠“居之以强力，发之以果敢，而成之以无私。”（宋·苏辙《新论中》）。
在领导者自身修养中，如何战胜外界的诱惑，战胜自身的弱点，是一个严峻的考验。“君子谋道不谋富。”（柳宗元《吏商》）“道德当身，故不以物惑。”（《管子·戒》）安于清贫，战胜物质上的诱惑，是领导者应有的道德境界。“俭节则倡，淫佚则亡。”（《墨子·辞过》）领导者应以节俭为荣，以奢侈、淫逸为耻。“贪愎喜利，则灭国杀身之本也。”（《韩非子·十过》）高度概括了沉重的历史教训。“防意如防城，胜惑即胜敌”。洪仁玕在其名著《资政新篇》中的这句名言，浸透了太平天国后期许多起义将士的鲜血，值得每个领导者自戒。“欲胜人者必先自胜”（《吕氏春秋·季春纪·先已》），必先战胜自己的人性弱点，才能战胜外界的挑战。
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”（《贞观政要·任贤》）李世民这句名言为领导者发现自身之不足，加强素质之修养，实在是金玉良言。
三．穷究事理，先谋后事
决策是领导者的首要任务。如何确保决策正确是管理学的重要课题。中国古代的先哲们，在这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见解。“先谋后事者昌，先事后谋者亡。”（《意林》引《太公金匮》）是说应谋划在先，行动在后，才能确保成功，反之则事必败。“不动声色，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。”（欧阳修〈相州尽锦堂记〉）指的就是高级领导者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之外的大将风度。“日之能烛远，势高也；使日在井中，则不能烛十步矣。”（〈尸子卷上·明堂〉）讲的是领导者应高瞻远瞩，而不能鼠目寸光。“为国有三计：有万世之计，有一时之计，有不终月之计。”（苏轼〈策别十八〉）讲的是领导者战略决策、战术决策之区别，长期发展战略与近期计划的区别。“事无巨细，毕陈于前。若网在纲，振之则举，驰则尽废。”（苏辙《孙览河北远副除右司郎官》）指出决策者应抓主要矛盾，抓住关键，才能纲举目张，做出正确决策。
“不苟一时之誉，思为利于无穷。”欧阳修在《偃虹堤记》中的这句话，要求领导者不要只考虑一时名声，而应考虑组织长期的利益，造福子孙万代。“精于小，必废其大。”（苏辙〈宇文融〉）指的是，决策者若只专注于小事、细枝末节必然在重大决策上产生失误。苏洵在〈高祖〉中盛赞“高祖之智，明于大而暗于小。”指的就是汉高祖在大政方针上算度准确、精于战略决策的突出优点。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”（〈论语·卫灵公〉）讲的是，决策者必须考虑决策实施的手段，物质基础和政策制度等。“它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”（〈诗经·小雅·鹤鸣〉）讲的是借鉴其假设了组织（国家、地区、单位）经验的重要性，那是正确决策赖以形成的外部因素。“见兔而顾犬，未为晚也，亡羊补牢，未为迟也。”（〈战国策·楚策四〉）讲的是决策者应注意搜集实施的反馈信息及时纠正错误，采取补救措施，甚至于重新进行决策。
四．刚柔并济，德刑并用
如何进行管理？如何使下属跟从？如何规范部下的行为？如何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？在这个根本的管理理念方面，我们的祖先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。概括起来，叫做恩威并重、宽猛相济、刚柔并济、德刑并用。
孔子把治国方略概括为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即用法教引导人民，用礼节和制度约束人民的行为，则人民既有纪律、守秩序，又有道德，知荣辱。
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中记载着孔子的另一句名言：“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，政是以和。”即提倡将宽与猛两手互为补充，使宽猛有度，则政治和谐，管理有序。
苏轼在《张世矩再任镇戎军》一文中指出：“威与信并行”，将道德的教化功能与法律的规范功能相结合。在武侯祠有一副脍炙人口的名联：“能攻心，即反侧自消，自古之兵非好战；不审势，则宽严皆误，后人治蜀要三思。”（清人赵藩撰题）上联强调“攻心为上”，不要盲目迷信强权和暴力；下联则强调“审时度势”，不要造成宽严悖误的被动局面。刚与柔、宽与严、德与刑、硬与软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，如何将二者结合好，关键看当时的内外环境，因此“度势”是管理的前提。领导者应透过现象抓住本质，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，认清时势，乘势而上，才能移宽严有度，刚柔相济，取得事半功倍的管理效果。
五．义利两全，富民强国
中国古代先贤们，虽然大多主张重义轻利，但也有相当的一批思想家、政治家将利与义并重，把二者看成是相互补充的、同等重要的方面。而这里的利主要指利国利民，它理所当然是“义”的一部分。
苏洵在《利才义之和论》中主张：“义利利义相为用。”这里的义不能脱离国家和人民的利；这里的利，不能脱离义的轨道，应以富民强国为准则。
苏轼在〈录进单锷吴中水利书〉中指出：“古之贤人君子，大智经营，莫不除害兴利。”明代黄宗羲在〈原君〉中更强调君王应“不以一已之利为利，而使天下受其利；不以一忆之害为害，而使天下释其害。”
怎样富民利民呢？孔子主张：“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”（〈论语〉）认真严肃地管理政务，取信于民；节约开支，是真正的爱民；不误农时，发展生产，使人民致富。
〈三国志·吴书·骆统传〉中指出：“耻财须民生，强赖民力威恃民势，福由民殖，德俟民茂，义以民行。”即财富是人民创造的，国这家的强大依赖人民的力量，国威靠的是人民的气势，福利乃由人民所树立，道德靠人民的实践而兴盛，义的实现靠人民的共同行动。这几句话高度概括了民富国强、义利两全的真谛。
义利两全怎样具体操作？苏轼主张“用于国有节，取于民有制。”（《叶嘉传》）即节约开支，减少百姓贡担。王安石主张“因天下之力，以生天下之财；取天下之财，以供天下之费。”（《上皇帝万言书》）即开源节流，量入为出。民富国强靠的是人民，“失民而得财，明才不为。”（苏轼《上文侍中论榷盐书》）有经济效益而失去民心炎事，明智和领导者断不可为。
具体而言，富民和富国的办法很多，没有必要过分拘泥于某种既定模式。正如著名经济家桑弘羊所说：“治家非一室，富国非一道。”（《盐铁论》）应该审时度势，制定正确的战略，实施正确的政策，探索和创造民富国强之路。
六．知人善任，赏罚严明
“为政之要，惟在使人。”（〈贞观政要·崇儒学〉）唐太宗李世民的这句名言，指出人才对管理的重要性。
何谓人才？以德才兼备为标准。“德不称其任，其祸必酷；能不称其位，其殃必大。”（王符〈潜夫论·忠贵〉）德与才的关系，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。司马光指出：“才者德之资也，德胜才谓之君子；才胜德谓之小人。”（〈资治通鉴〉）古代许多政治主张亲君子，远小人。因为“自古以来，国之乱臣，家之败子，才有余而德不足，以至于颠覆者多矣。”（〈资治通鉴〉）
怎样识别人才？知人很难，因为人常有假象。正如诸葛亮所说：“有温良而伪诈者，有外恭而内欺者，有外勇而内怯者，有尽力而不忠者。”（〈将苑·知人性〉）怎样去伪存真，正确识人呢？诸葛亮提出了“七观法”：“一曰，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；二曰，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；五曰，醉之以酒而观其性；六曰，临之以利而观其廉；七曰，期之以事而观其信。”（〈将苑·知人性〉）意指，为了考察人的素质，可以人为地制造一些矛盾，在矛盾中考察他（她）。唐太宗的谋臣魏征则提出了六观法：“贵则观其所举，富则观其所养，居则观其所好，习则观其所言，穷则观其所不受，贱则观其所不为。”乃是在人们地位、处境变化中，观察人的举止、言谈、兴趣、修养和追求，更容易反映人的本质。这些方法，至今有借鉴价值。
知人之后如何任用？一个正确的原则是用其所长。孔子说：“无求备于一人。”（〈论语〉）汉朝东方朔有一名言——“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”因此，用人最忌求全责备。宋代政治家王安石指出：“一个之身，才有长短，取其长则不问其短。”（〈委任〉）“薄于责人，而非匿其过；不苟于论人，而非求其全。”（同上）因材施用，用其所长。正如〈荀子·君道篇〉所言：“论德而定次，量能而授官。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：上贤使之为三公；次贤使之为诸侯；下贤使之为士大夫。”坚持用人所长，则人人可用，各得其所，下所谓：“大匠无弃材，寻尺各有施。”（唐·韩愈《送张道士》）
用人的另一个重要环节，没有严格考核，就难分贤愚优先劣，也无法正确赏罚。《管子》中有一句名言：“成器不课不用，不试不藏。”即对于人才，不经过考核不加任用，不经过试用，不作为人才储备。考核为办法是“听其言而观其行”（《论语》），“循名实而定是非，因参验而审言辞。”（《韩非子》）。
用人时还要注意，不能考核后而无赏罚，降职乃至撤职是一种重要的惩罚办法，也是使官得其人、因材施用的必然结果。因此“凡人为贵，当使可贱。”（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）即能上能下，能贵能贱。
用人的另一个课题是如何激励下属，其中的关键是奖励和惩罚的实施。古代众多思想家、政治家形成了共识——必须赏罚严明。虽韩非子主张：“诚有功，则虽疏贱必赏；诚有过，则近爱必诛。”（《 韩非子诸葛亮具体论证了这一原则，他说：“赏罚之政，谓赏瘅罚罪也。赏以兴功，罚以禁奸。赏不可不平，罚不可不均。赏赐知其所施，则勇士知其所死；刑罚知其所加，则邪恶知其所畏。”（《便宜十六策·常罚第十》）唐太宗李世民用最精练的语言阐述了赏罚严明的原则：“赏当其劳，无功者自退。罚当其罪，为严者咸惧。”（《贞观政要》）
七．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
在组织理论方面，中国古代的政治家、思想家虽然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，但也得出许多精辟的结论。
“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。圣人执要，四方来效。”（《韩非子·扬权》）韩非子这句话区分了决策层与执行层两个组织层次：中央政府决策，地方政府执行。最高决策者十分关键——应该是“圣人”来进行决策，然后地方竞相效法、执行。
“威不两错，政不二门。”（《管子·明法》）管仲这句话强调统一指挥原则，不能政出二门，必须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。
要保证组织成员行为的高度统一，除了统一指挥之外，还应建立和健全制度和法律“理国守法，事须划一。”李世民这句话强调借助“法”的统一达到“事”的划一，以便治理国家的思想。这也包括明确划分上级与下级的权力和责任，各负其责，各司其职，亦即“为治有体，上下不可相侵。”（《三国演义》第103回）
为了保证组织的正常运作，必须有明确的议事规则，良好的正式沟通，必须坚持“公事不私议”（《礼记·曲礼下》）的原则。在议事过程中，应该让部下畅所欲言，“开直言之路，以利国也。”（《贞观政要》）唐代名臣魏征说的好：“君之所以明者，兼听也；其所以暗者，偏信也。”“君暗臣谀，危亡不远。”（《贞观政要》）作为组织的领导者善于听取不同意见，而绝不能偏听偏信，这是组织正常运作的重要条件。
八．不谄不渎，上下同欲
任何一个组织，都是由人群所组成。建立什么样的人际关系，形成什么样的组织风气，是关系到组织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。
《周易·系辞下》有一句名言：“君子上交不谄，下交不渎。”即对领导者不谄媚，对下级要尊重，不轻侮。《庄子·山本》中指出：“君子之交淡若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。”反对搞酒肉朋友，搞钱权交易，使人际关系“淡若水”，摆脱物欲的纠缠，以利于形成清正廉洁的组织风气。欧阳修在<朋党论>中进一步分析：“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，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。”君子与小人的本质差别，在于前者交友的标准是“同道”，即有共同的主张，共同的理想，共同的追求，而后者仅仅为了共同利益，即只求“同利”，缺乏团结一致的思想基础。因此，“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即君子合群而不勾结，小人勾结而不合群，总以小集团、小帮派的利益而破坏整个组织的团结。
为了提高组织的凝聚力，组织的领导者应该率先示范，“同心而共济，始终如一。”（欧阳修《朋党论》）“交不为利，仕不谋禄”。（稽康《卜疑》）不是为了谋取毓私利，而是为了达成组织的目标，诚心诚意地搞好团结。在共同的工作中，人与人之间难免会出现矛盾和冲突，一个合格的领导者应该有忍让，顾大局，体现出宽宏博大的胸怀。正如《尚书·君陈》中所说：“必有忍，其乃有济；有容，乃大。”
两军相遇勇者胜，士气对于组织的成败至关重要。正如《尉缭子·战威》中所说；“夫将之所以战者，民也。民之所以战者，气也。气实则斗，气夺则走。”士气怎样鼓起？怎样维持？一字而言：义也，“夫惟义可以怒士。士以义怒，可以百战。”（苏洵《心术》）组织的领导者应该引导部下认识到组织奋斗的崇高目标，组织为之奋斗的事业的伟大意义，激励部下“舍生取义”的奉献精神，成就伟大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，使整个组织成员的团结，建立在“上下同欲”的价值观基础上。这样的组织，其凝聚力是持久的，其战斗力是坚强的。正如《孙子兵法·谋攻篇》所指出的：“上下同欲者，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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